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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pril 6, 2013

再谈对话!

感谢秦永敏先生对我们的评估和建议很快作了回复。秦先生陈述了七点,并汇集了许多朋友的反馈。
   同时也感谢各方同人对此一问题的直率表达。
   但“秦先生并没有明白我们的意思,也没有讨论我们的建议更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
   我们愿继续表述我们的看法,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再谈对话!
   首 先我们要说明:我们不是“茉莉花女士”,我们是2011年220茉莉花行动众多的发起者、声援者、推动者中的一部分。“我们是每周散步的发起者,我们是微 笑革命的倡导者,我们是茉莉花游击队的倡议者,我们是茉.莉.花2月27日继续散步预告的发布者。”我们不断“发起、声援和推动茉莉花革命的各项活动,传 播国内外的相关信息。<是唯一完整发布七十七轮公告的推动者>为明确身份,我们以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X)自称。”请看    【茉莉花革命】全部文章
 
我们并非“斗兽场外的人”。
   秦永敏先生之所以今天重提对话的问题,是因为秦先生“确信:时机到了,条件初步具备了,隧道尽头的微光已经显现,是加速推动的时候了!”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如果时机和初步具备条件指的是统治者的状况,那么这句话可以用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所以人们可以找到很多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分别向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的“向统治者晓以大义,向全民阐明道理。”的公开信之类。
   看来秦先生有一个先决的观点:习近平是不同的统治者。故而“特以给习近平发公开信的方式昭告世人,我们已经可以,而且必须把迫使当局开展对话,当做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
   对此我们持保留意见。
   在我们看来,统治者还是统治者。胡锦涛让一大批上书者起初怀抱希望,最后又大失所望。到头来胡只是一位握不住大权、没有主见、慵懒无为的党权皇帝。 现在许多朋友又在重复同样的过程。我们窃以为,习近平目前展示的也不过可能是一位亲民仁爱、勤政廉能、铁腕强势的党权皇帝。因此诉诸统治者理性的上书,完 全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
   如果时机和初步具备条件指的是整个环境,那确实可以这么看。是国际大环境、两岸三地的中环境、国内的小环境都发生了巨变。
   然而环境并不起决定作用,简单看一看台湾。台湾实现宪政民主完成政党轮替,不是仅因为三民主义的理念和小蒋的认知,也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国际孤立 的大环境,更重要的是岛内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反对党的强大。可以说岛内反对力量结合成一个大力量,在那时那刻成了决定因素。如果岛内有几十个民主政党,而没 有力量凝聚的民进党,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可能延续至今,政党轮替可能还遥遥无期。
   同理,如果说小习会学小蒋,那不仅是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想学,也不仅是因为环境的变化,那一定是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在全国范围里同步行动的民主政党与之对垒,并且打不垮。在压力之下,从他的角度看: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死宁可换一种活法。
   如果时机和初步具备条件指的是民主阵营的现状,那我们只能遗憾的重复一遍说:“整个反对派阵营过于缤纷,过于碎片化。”溃不成军,正如我们在《关于 紧急声明的紧急说明》里所说:“摇着彩旗在虚拟世界逞英雄,装好汉,互相攻防,彼此消磨。欲当领袖、总统者众,能有此德、才、智、情者,放眼望去只能遗憾 的说,无!”从这个意义上讲,时机和条件并不具备。
   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各阶层的民众公民意识明显提升,并且被无知颟顸的各级官员不断推到民主阵营来,民主力量超越了小圈子的阶段,数量大大增加。
   既然民主阵营“过于缤纷,过于碎片化。”那么是否可以运用对话的形式呢?
   所谓对话有两层关键涵义:
   一、如秦先生已讲到的,以此为契机启动“一个民间力量的开掘、凝聚的方式和过程。”(也就是凝聚实力)
   二、依据实力进行博弈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其实,正是由于民主阵营“过于缤纷,过于碎片化。”只要有一丝空间,浮在台面上行在阳光下的民主人士就亟须运用对话的形式,自然而然的“开掘、凝聚”民间力量。同时也进行力所能及的博弈,四两拨千斤。在对话中集聚,在集聚中对话。逐步走向真正以实力博弈的更高境界。
   用许志永先生的话来说:“对话只是某个时刻解决问题的方式,且以反对派实力为前提,”北风先生说:“凝聚制造压力,才是一切的开始。”毫无疑问实力与可能制造的压力是成正比的。
   陈立群女士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台湾没有坐上牌局,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坐上牌局,我们反对派凭什么坐上牌局?实力在哪里?
   答案很简单:台湾在中共的统治系统之外,西藏流亡政府也只能影响这个系统中很小一部分地区。但反对派却可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同时展示力实力,关键是有没有实力。
   什么是实力呢?衡量实力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有软实力和硬实力之分。我们更注重硬实力。
   林牧晨先生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想方设法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的主张就是‘组织起来’。国内民众需要组织起来,国外民主力量更需要组织成一个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器。”“做强做大中国的民主阵营才是我们必须做的!”
   他还说:“我不会支持什么‘对话平台’。我准备支持一个对打的政治舞台。”林先生把对话平台和政治舞台割裂开来是进入了一个认知误区,与中共“对打的政治舞台”也许有一天在议会,也可能在战场,但目前这舞台就在各个城市的街头。
   所以刘士辉先生说:“中国的压力,就从上街开始,没有街头运动,就没有中国民主。”李铮然先生说:“街头是民主必经之路,放下幻想,行动,唯有行动 才能改变。”秦晋先生说:当“民间的疾苦和愤懑不是发表在网络上,而是发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大街上,中国政府就会知道对话了,需要对话了。”
   然而在现实的中国,二十多年来不缺少街头行动,民间的疾苦和愤懑实实在在的“发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大街上”,在北京南站,在联合国驻北京办事处,在 上海人民广场常常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发泄“疾苦和愤懑”,包括广州、长沙、合肥数千前军人的街头行动。也有在各大城市举牌提出政治诉求的,如北京西单四勇 士,

   再谈对话!
   再谈对话!
   如广州王登朝、刘远东,
   再谈对话!
   余刚、赵海通、黄文勋、张圣雨等等。
   再谈对话!
   但这一切并没有对当局形成有效的压力。原因何在?
   李铮然先生触及了原因:中国“不缺街头勇士,更不缺敢于抗争的勇士,只缺齐心,同盟,资源是瓶颈”。
   容我们直言不讳的说:这些街头行动,包括数万人占领启东市政府的行动。要么是无数个案的临时汇集,要么是一个问题的地区性随机发泄。简单说就是乌合 之众,没有组织,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后续举措。因此中国每年几万甚至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没有显示民主力量,没有构成对当局的压力。
   所以我们要强调:“民众的民意集成一点才是强有力的,反对阵营的声音由明确的代表发出才是有力量的。”
   今天我们要补充说:“有阶段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有组织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街头行动是中国民主的必由之路。” 这就“需要组织成一个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器。”
   我们就来看看海外和国内。林先生说:“国外民主力量更需要组织成一个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器。”林先生是随口一说,还是有深思熟虑的谋划?这有请林先生 自己来回答。就我们的观察,海外没有哪一位个人,或哪一个团体提出过行之有效的方案。林先生参加过民联阵、社会民主党、联邦党,后来自己组织了《中华民 会》。我们查了一下该会网页,甚至看不明白该会的宗旨是什么,也无法得知和海外“组织成一个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器”的目标有什么关系。从国内讲看不到该会把 民众“组织起来”的步骤和方略,更想象不出该会如何在那一“场翻天覆地的生死搏斗”中发挥作用。
   成立了十二年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卸任主席刘国凯先生在卸任讲话里强调:做可能做的事。他明白:“最有作用的大概是在中共举行政治局会议时冲进去责成 其必须立即实行民主,就像1848年2月25日拉斯拜尔率领工人代表冲进巴黎市政厅那样,命令其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马上率领二十万工人前来质 问。”他坦率承认:该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民众街头抗争运动”。既然“国内组织举行公开抗议集会的条件尚未具备”,他只能对“海外民运组织举行各种会议 持肯定态度。”认为海外“举行会议无论是街头集会或室内会议都有很大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凝聚同仁;鼓舞士气;坚定民主信念;向中共专制显示力量的巨 大作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凝聚同仁;鼓舞士气;坚定民主信念”我们让公众去评判,至于“向中共专制显示力量”我们必须指出,那是纯粹的自我安慰!因为 “向中共专制显示力量”一定是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街头,不会是在海外的街头和会议室里!
   刘主席指出可能做的还是“基础工程。使用各种方式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稳妥地发展国内组织,加强与知识理论界的联络交流,争取国际社民党体系的道 义支持。”但看不到这些工程的具体设计图,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是需要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一百年才能完成呢?尽管刘主席:“坚信,终有一天,中 国社会民主党的五色党旗将飘扬在中国城乡的每个角落。”我们抱以良好的祝福:但愿如此!
   但许多旁观者一定和我们一样感到空落落,好象飞机看不到降落的机场那样!
   至少指望社会民主党成为海外“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器。”是不可能的。
   我们了解到林牧晨和刘国凯先生的年龄,就在中共那里都属于退休档次了,就不必苛求了。断看年富力壮的同人能否拿出在海外“组织成一个统一行动的政治机器。”的可行方案,对此我们并不乐观。
   我们更倾向于把目光投向国内。
   国内至今仍没有公开组合的空间,似乎很难指望有组织的行动。
   许多同人和我们一样都相信查建国先生所说的“人民盛典式的民主高潮”会随时降临中国,那就是王炳章先生经常说的:民众的大规模奋起!那就是发生了一个全国性的引起群情激奋的事件,那就是上百万民众再次涌上天安门广场。
   但是李一平先生提出了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民主阵营)准备好了吗?

  1789年法国的“人民盛典式的民主高潮”开启了通往拿破仑专制皇朝的道路。
   再谈对话!
   法国人民经历了从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的曲折过程。王岐山推出《旧制度与大革命》来恐吓中国人,也不是毫无依据。2011年埃及人民也迎来了“人民盛典式的民主高潮”,但结果是不喜欢民主的兄弟会成了主导力量。
   再谈对话!
   因此,如果中国明天早上发生了“人民盛典式的民主高潮”,一盘散沙的反对派“能否在这种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成问题的。”面对突发的激烈振荡,一盘散沙的反对派可能根本不能影响局势,推动民主建设,只能容忍漫长的强人或军人统治。
   我们认为:中国会面临很多种民主转型的可能。但无论是哪一种,民主阵营都没有准备好!
   今天,我们要像高洪明先生所说的:“准备顺势转型,做好各种思想准备;”我们要补充说:还要作好组织上、力量上的准备。今天,我们需要加快集聚实力的步伐。实力就公开的层面讲,最重要标志就是街头行动的能力。
   因此
   多元化、多层次、多色彩的同城和异城圈子是当前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公开对话也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也许暂时只是隔空发飙,中共不会接招,任畹町先生说对了:“虽对话暂不可为,但不可不为。正如民运暂不可成,但不可不为。暂不可成者如不为之,何日得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
   街头行动更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
   要点在于小圈子为街头行动提供越来越多的人员和后援。街头行动需要从地区和分散走向区域、全国和统一,不断筹划一个主题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有实效的街头行动。如果做到了立足于街头行动的实力之上进行对话。民主阵营就可能坐上牌局。
   那么什么人、什么团体才有权和当局对话?
   秦先生表示:“以中国之大,要承当代表民众和当局对话的重任,也绝不是一个个人,甚至也绝不是今日中国某一个民间政治团队所能独立胜任的。
   因此,鄙人并无意僭越,或者说不敢由个人盗用全民名义和当局展开对话——当然那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指望以一个团队的授权——虽然这也是需要的——为据冒充全民名义而和当局展开对话。”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秦先生并没有明白我们的意思,也没有讨论我们的建议更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
   请再看一看我们的原文:“就目前情况下要推出一位‘反对派阵营的代表’确实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整个反对派阵营过于缤纷,过于碎片化。希望秦先生在这个广袤的范围里获得授权,这实在也难为秦先生了。
   但是中国民主党人推出一位自己的代表好象还是具备可操作性的,因此我们向秦先生个人建议,作为民间第一大群体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秦先生,已经到 了适当的时侯‘以中国民主党人的身份要求和当局展开对话'。但得到因民主党组党运动入狱的绝大多数的民主党人的认同和授权确是十分要紧的。不过在网络时代 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我们也向全体民主党人建议:现在是贵党推出对话代表或对话团的时候了。明确提出: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对话;多党民主制度的追梦者与一党专政制度的维护者对话。可以推出县镇、省市和全国不同层次的对话代表。”
   我们明确指出:就目前情况下要推出反对派阵营的代表推动对话,不具可操作性,
   那么更遑论推出全民的代表去展开对话了。
   我们的建议也很明确:秦先生自己提出的“适当的时侯‘以中国民主党人的身份要求和当局展开对话’。”是具可操作性的。并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同时也强调:
   如果推出单个代表,要“得到因民主党组党运动入狱的绝大多数的民主党人的认同和授权”。但我们认为推出民主党人的对话团更为合适,就是:“民主党人 与共产党人对话;多党民主制度的追梦者与一党专政制度的维护者对话。”我们还具体建议:“可以推出县镇、省市和全国不同层次的对话代表。”
   可见我们没有要秦先生“僭越”的意思,也没有指望一个团队“冒充全民名义而和当局展开对话。”的意思。
   民主党人代表或对话团就是代表民主党人,不代表其他人,更不代表全民,这是清楚明了的,完全没有必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们的重点是:“民众的民意集成一点才是强有力的,反对阵营的声音由明确的代表发出才是有力量的。”如果我们要比较完整的表达我们的意思,那就是: 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政治团体都可以考虑推出对话代表或对话团,在各种社会问题上与当局对话。在此比较完备和成熟的基础上方才可能在某一特定 时间,特大议题上产生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官民”对话。
   我们之所以建议民主党人先来做,是因为,民主党有历史渊源,在海内外的影响巨大,并且是目前唯一在国内许多省市都有党人的群体,(我们看到浙江公开 以民主党人名义进行的道义援助活动),并且还有一批勇于承担公开对话风险的资深党人,有条件先行一步,作出表率,并为成为民主阵营的第一大党真正奠基。
   浙江党人陈树庆先生已经向秦先生表示:“我支持你这么做,相信如若需要,浙江的同仁也能够商量并合意,都会来支持你、推举你来代表对话。”
   我们再重复一遍:推出民主党人的对话团更为合适,“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对话;多党民主制度的追梦者与一党专政制度的维护者对话。” 这具有战略意义!
   这里我们再具体化我们的建议:建议民主党人推出五至七人的对话团。建议名单暂时如下:查建国、秦永敏、张林、陈树庆、杨勤恒、何德普、周志荣。
   对话团不是仅仅要表达几位成员的个人意见,秦先生以下一段话很值得重视:“考虑到突尼斯曾经出现官方被迫提出对话,民间却推不出代表、拿不出方案的 前例,我们尤其要敦促宪政学者和其他专家未雨绸缪,为行将到来的官民对话拿出我们的各种预案。”因此对话团要积极主动广泛征求各界朋友的方略、方案和各项 有关重大社会问题的建议,作出尽可能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表达,与共产党进行战略性的对阵,也可以说就是“对打”(打口水仗也是对打)。从打口水仗开始逐步 真正登上“对打的政治舞台”打擂台。
   这件事如果民主党人不走第一步,其他党派,比如:公盟、零八宪章论坛、泛蓝联盟、新民党等等迟早会踏出第一步。
   如果有人坚决反对启动对话这一方式的话,陈泱潮先生的话可以参考:条条大路通长安,那些反对秦永敏努力的人,你能夠拿得出什么高招?你尽可以出招!我等乐观其成!不要以为站着说话不腰疼。问题是你拿得出來嗎?你有可行性嗎?你走得通能成功吗?
   顺便说明:不公开层面集聚民主力量的方式不在本篇的论述范围,但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茉莉花革命发起人
   茉莉花(X)
   201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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